|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也随之快速崛起。改革之初，中国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现在，经常居住在农村（不包括常住城市但未脱离农村户籍者）的居民已不足五成。对外开放、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激烈变奏。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格局 我们选取1980年作为一个断面。1980年，国务院换了新主人，农村改革大体全面铺开，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几乎还未起步，总的来看，这时候中国的城市格局仍然保持了毛泽东时代末期的状态。此时，各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大体反映了毛泽东时代的资源挹注。 上海是当仁不让的全国经济中心，彼时第三产业极不发达，所谓经济中心，实质就是国营工业的重心。1980年，上海GDP为311.89亿元，是北京的2.24倍，天津的3.01倍，广州的5.42倍。北京、天津、重庆这三个在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分列全国第二、第三、第四的城市，其经济总量之和也只相当于上海的96.5%。 北京市、天津市GDP分别为139.1亿元和103.53亿元，是除了上海之外仅有的两个GDP总量在100亿以上的城市。彼时，全国只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在计划经济时代，直辖市特殊的权力架构和政治资源，给它们带来的资源优势，甚至远胜今日。 京津沪以下，重庆、广州、沈阳、武汉、青岛、大连、成都、哈尔滨、南京、苏州、杭州的GDP都在40亿到60亿之间。（注：本文中所指的四川和重庆，均指提及该市时当时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实际范围，1997年以前的重庆，均指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不含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提及1997年之后时指整个重庆直辖市，1997年以前的四川，指现四川省及重庆市，提及1997年之后时指现四川省）这些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重庆虽然在当时只是四川省省辖市（尚未实施计划单列也没有明确为副省级），但其GDP总量高达58.44亿元，仅次于京津沪位列全国第四，甚至超过广州。在计划经济时代，广交会是中国和外界交流的最重要窗口，因而广州是彼时全国少有的有一定商贸基础的城市，但其总量仍未超过重庆（而且是不含万涪黔三市的老重庆），足见彼时以重工业和军工工业为主的重庆，在全国范围内的特殊地位。 除了京津沪，经济总量最大的十个城市只有7席，除广州、武汉、青岛外，剩余四席为四川省、辽宁省两个省份各占去两席，重庆、成都分列第四、第十，沈阳、大连分列第六、第九。而四川省的经济总量达到319.99亿元，超过江苏、上海和辽宁，位居当时全国第一，是四川和重庆在全国相对经济地位辉煌的顶点。1980年四川省一度成为全国经济总量第一，有中长期原因，也有短期原因。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四川省是“三线建设”最大的受益者，是毛泽东时代后期新增工业投资最多的省份。而从当时短期角度来看，1975年四川省调整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成为经济秩序恢复、农村改革的先进省份，后来更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早的试验田，1980年，正是时任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离任到京上任之年，他在四川省的执政成绩也体现在了经济数据上。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城市格局，在地理意义上显得比较均衡。重庆、沈阳、武汉、成都、哈尔滨等东北或内陆城市，排在全国城市的前列，总量高于南京、苏州、杭州等。在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北京、天津、沈阳、青岛、大连占到半壁江山（现在仅剩下京津两个）。这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地理的大趋势，除了上海以外，官方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投入很低（尤其是闽浙等省），资源集聚在华北、东北和所谓“三线建设”地区。因而彼时中国的城市经济地理，相对现在，具有明显的“北重南轻”、“内陆重沿海轻”的特征。
八十年代城市格局变迁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而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变迁，也和中国经济格局的演变直接相关。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回看八十年代全国各大城市的排序变化，并不简单地是从“北重南轻”、“内陆重沿海轻”转向其反面。因为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因素是多重的，在不同城市起支配作用的又是不同的因素。 从1978年改革进程启动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农村改革已逐渐推开，但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核心是从毛时代混乱的“大轰大嗡”的运动式经济，转向相对典型的苏式计划经济，带有市场化色彩的口子仅限于广东和福建，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春，国务院决定沿海14个城市实施对外开放，当年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才开始全国性地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变化，政府的资源配置，尤其是大型国有投资项目的安排，仍然是决定城市经济格局极为重要乃至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战备状态的解除，政府投资的投向更为均衡，“三线建设”时期高度集中在内陆的投资流向出现变化，这是八十年代中东部城市和内陆城市相对地位变迁的主要原因。 其二，对外开放开始成为影响城市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典型地，广州GDP1981年超过重庆，1989年超过天津，深圳1990年GDP已排进全国前十五，和武汉、南京达到同样的数量级，1990年佛山、东莞经济总量之和已接近当时排全国第五的沈阳，而在1980年，佛山和东莞的经济总量加起来，还只有沈阳的四成。 其三，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开始扮演积极角色，典型的是苏州。苏州在1980年GDP总量排在全国第十三，在南京之后，而到1985年，苏州就超过南京、杭州排到了第八，1990年，苏州已经排到全国第七（实际上这也是苏州现在的位次，当时排在它前面的6个城市也只换了一个，深圳取代了沈阳），在整个南方已仅次于上海、广州、重庆，把成都、武汉都抛在了后面。 现在的苏州，以中新合作的工业园区以及台商在大陆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而闻名，似乎是开放和贸易才成就了它，但其实，苏州并非国务院圈定的沿海开放城市，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也迟至1994年才建立，苏州在八十年代的鹊起，主要得益于苏南县域经济在县域竞争中的快速崛起，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苏州后来的大工业进程，其实是后话。 其四，不同城市的改革力度和经济活力，对经济位次变化的影响极大。前面已经提到，在1980年的起点，不同城市的差距是比较小的，由于当时各个城市经济绝对体量远小于现在，而经济的增长率以及不同城市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远大于现在，所以城市格局短时变动更大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是东三省的三个省会，沈阳总体是稳中有进，一直保持全国第六，到1990年前后甚至还超过重庆排到第五；哈尔滨整体在12名、13名徘徊，也没有太大变动；长春从1980年的第19位，到1985年的第20位，再到1990年第25位，一路走下坡路。沈 阳和长春，作为东北两个条件相似的城市，为何产生这样的分化？这可能和彼时沈阳市整体的气氛有关。1986年，沈阳有两件在全国范围都颇有影响的事件，其一是沈阳证券交易市场开张（虽然交易的品种是债券而非股票，但仍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公开的证券交易场所），其二是沈阳防爆机械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破产的企业（也是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仅以这两件例证，也足见八十年代的沈阳，在许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还是先锋，而非后进者。 |
